他跑过去。拉父亲的手。手是热的但是软的。他喊——爸爸——爸爸——喊不出声音来——嗓子里像是被塞了一团棉花。
然后他跑了。跟着人群跑。不知道跑了多远。腿跑不动了，在路上摔倒了。摔倒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等他醒来的时候——是表舅的脸。
表舅蹲在他旁边。一张黝黑的、瘦长的脸，眼角有很深的皱纹。表情是怜惜和痛苦混在一起的那种——像是在看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孩子。
后来他跟着表舅。在表舅的米店里当伙计。扛米袋、记账、扫地、擦柜台。表舅教他认字——晚上收了工，在灶台旁边就着油灯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教。后来表舅攒了钱送他去读书——镇上的一所小学——他是班里年纪最大的，但读得最认真。
十六岁那年。表舅染了病。咳嗽了两个月。越咳越厉害。最后一天晚上，他坐在表舅的床边，表舅握着他的手——和父亲的手一样——热的，但越来越软。
表舅走了。
正好新四军路过镇子。他站在镇口看了一会儿——那些穿着灰布军装的人，背着枪，排着整齐的队伍从镇子中间走过。他看了十分钟。然后跑回屋里收拾了一个包袱，追了上去。
梦的最后——他又看到了父母。
他们站在一条河边。河水很清。阳光很好。父亲穿着那件他记忆中的蓝色长衫，母亲穿着碎花布裙。他们不说话。只是看着他。慈祥地。安静地。
方天朔在梦里朝他们走过去。
"爸爸。妈妈。"
他的声音在梦里是十岁孩子的声音。
"我长大了。有出息了。没给你们丢脸。"
他停了一下。
"但是——我好孤单。我想你们。"
父母还是不说话。只是看着他笑。越来越远。越来越淡。像是早晨的雾在阳光里一点一点散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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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天朔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了。
灰白色的晨光从窗户里照进来，照在他的脸上。他的眼角是湿的——脸颊上挂着泪水——一直流到了下巴。
他连忙用袖子擦掉了。
动作很快。几乎是本能。
对面——两个军官坐在椅子上，背靠着墙，脑袋歪在一边。睡着了。钢笔还握在手里。白纸一个字都没写。
门响了。
刘主任推门进来。手里拎着一个布袋——热气腾腾的——看样子是早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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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此同时。会议室。
李福远已经走了两个半小时了。
从早上五点走到七点半。在会议室里来来回回。走了不知道多少圈。地上的水泥地面都快被他踩出脚印了。
昨晚他们等到大半夜，对方说是方参谋还在忙，让他们先睡一会，并搬来了铺盖和行军床。最后在半信半疑之间，他们睡着了。
今早五点钟一醒来，发现还没看到方天朔，向往外走，对方拦住不让出去，就知道出事了。
会议室门口站着四个哨兵。门外还有四个。八个人。想硬闯出去——不可能。
李福远的脑子从五点钟开始就在转——一刻没停——但转了两个半小时也没转出什么好办法来。
四个警卫坐在墙角——他们倒是能沉住气——当兵的人等命令等惯了，没有命令就坐着。但李福远不行——他是参谋——参谋不是等命令的——参谋是想办法的。
他来回走着。脑子里乱成一团。
然后他停下来了。
他想起了方天朔。
方天朔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做？
方天朔不会硬闯。方天朔不会吵。方天朔会——想一个办法——一个让对方不得不放人的办法。
李福远站在会议室中间，闭上眼睛想了三十秒。
然后他的眼睛睁开了。
他深吸了一口气。
"快让我出去！"
他的声音几乎是吼出来的——在安静的清晨里格外刺耳。
门口的哨兵转头看了他一眼。
"我有重要军事情报向粟总汇报！"李福远朝门口走了两步，"贻误了战机，你们都没好果子吃！"
哨兵没有动。
李福远又喊了一遍。更大声。
"重要军事情报！粟总！贻误战机！你们担不起这个责任！"
哨兵还是没动。但他的表情变了——从漠然变成了一种不确定。军事情报。粟总。贻误战机。这几个词加在一起——分量不小。
第三遍。
"我最后说一次——重要军事情报——如果你们不放我出去——贻误了战机——后果你们自己想清楚！"
领头的哨兵咬了咬牙。
他做了一个判断——这个判断只用了两秒钟——如果这个人说的是真的，自己拦着不报，出了事就是死罪。如果是假的，自己去报了，顶多挨一顿骂。两害相权取其轻。
他转身，匆匆离开了。
李福远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。
成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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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。
电话铃响了。
年长的军官坐在办公桌后面。
铃声响了五秒。他没有立刻接。等到第五秒——才伸手拿起了话筒。
他没有说话。把话筒贴在耳边。听。
静静地听了大约二十秒。
"他大概率是说谎。"年长军官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语速很慢，"但咱们没必要去担这个风险。"
他停了一下。听对方说了一句什么。
"让他去报信。但是没关系。谁来都不好使。他们那边和我们是两条线。一把手来也没用。"
又停了一下。
"他那边还是什么都没说吗？"
听了几秒。
"没关系。大不了最后放人。"
他靠在了椅背上。右手拿着话筒，左手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了两下——和昨天看那封匿名举报信时一样的动作。
"但记住——"他的声音压低了半度，"不要说是我的授意。你想要立功，那你就要担这个风险。我这里——什么都不知道。"
话筒放回了电话机上。